何志明 || 以“六个必须坚持”构建新时代党史学科建设的“三重思维”
本文作者：何志明（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2024年1月，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发布了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学科评议组、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编修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这是自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被正式确立以来，官方首次对学科概况、内涵、范围、培养目标等重大问题展开的权威叙述。该一级学科设立以后，对于如何开展学科建设，相关学者纷纷各抒己见。这些讨论大多立足一级学科本身，强调党史与党建一体化的发展思路，着眼于该学科的长远发展，用心可谓良苦。笔者以为，讨论一级学科的建设问题，既要强调“抬头看路”，也要注意“低头拉车”，当务之急是厘清各二级学科的建设思路，为一级学科的发展夯实学理基础。在中共党史党建学下设的四个二级学科中，“中国共产党历史”以百余年党史为研究对象，肩负着“考察和研究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的历史进程、重大成就、基本经验和历史规律”的重要使命，为其他三个二级学科的发展提供历史底蕴支撑。因此，中共党史学科建设应该摆在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发展的首要位置。
那么，新时代如何开展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在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学科内涵”部分明确指出，必须“在研究中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六个必须坚持”（即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为根本指引。为此，笔者拟从“六个必须坚持”出发，探讨新时代构建党史学科建设的“三重思维”——理论思维、问题思维和全局思维，意在持续提升党史研究的学术化水平，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以及提升中共党史党建学的社会和国际影响力贡献一得之见。
一、以“理论思维”提升党史学科的学术品格
新时代党史学科建设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和“坚持自信自立”，突出该学科的“理论思维”。这里的“人民至上”强调党史专业人才的培养，使党的事业后继有人；“自信自立”，主要是指通过扎实的学术研究，建立学术自信，得出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因此，从党史学科建设的角度而言，“人民至上”和“自信自立”又分别指代了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两个方面的内容。
党史学科建设的重要使命就是“资政”和“育人”。人才培养就是“育人”的核心内容，培养大量高素质党史人才，使党的事业后继有人。这就引申出党史学科建设中的“坚持人民至上”原则。关于“人民至上”，习近平指出：“我们党之所以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能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就是坚持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虽然这句话阐发的是党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但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而言同样具有指导意义，因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党史研究应充分强调“人民至上”，研究者不能关起门来做“训诂老学究”，而应在甘当知识的“搬运工”的同时，努力为党和人民培养高质量的党史人才。因此，对于党史学科建设而言，就必须建立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人才培养体系主要涉及“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以及“思想政治工作体系” 。在党史人才培养体系中，尤其需要解决的是建立完善的教材体系、课程体系和教学体系。新时代的党史研究人才培养应从构建此“三大体系”出发，在提升理论性方面下功夫。
首先是教材体系。教材体系是党史人才培养面临的首要问题，对于学科发展至关重要。习近平明确指出：“教材体系上不去，学科体系就没有后劲”，“培养出好的哲学社会科学有用之才，就要有好的教材” 。在他看来，好的教材可以达到“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效果。检视目前学界的党史教材，大多存在叙述结构雷同、编写年代久远、内容与中国史学科的《中国现代史》教材高度重合等特点。新时代的党史学科应该尽快构建“纵向通史+横向专门史”的完备教材体系，在讲述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发展纵向通史的基础上，横向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事件、会议以及“党领导的军事战争史、经济建设史、政治建设史、文化建设史等等”，编写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党史专门类教材，在编写时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理论飞跃贯穿其中，形成科学严谨且理论性强的教材体系。
其次是课程体系。课程体系关乎人才培养和教材体系的落地问题。只有形成较为科学的课程体系，才能使教材体系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有效转化。新时代党史课程体系建设应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理论飞跃为主线索，向学生深刻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次理论创新成果的学理、道理和哲理，使课程体系具有深厚的理论意蕴。目前一些中共党史专业课程设置呈现“论”多“述”少的特点，对于党的历史本身关注相对偏弱。构建科学的党史课程体系，首先应该立足于“中共党史学是历史科学”这一前提，处理好“通”与“专”、“内”与“外”、“实”与“虚”之间的关系。所谓“通”与“专”，就是实现“通史”与“专门史”课程的有机衔接与穿插；“内”与“外”，就是在以“中国共产党历史”为主干通史课程的基础上，设置联共（布）党史、国际共运史、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民主党派史乃至国民党史等选修课程，使学生具有更加扎实的知识储备；“实”与“虚”，就是强调通史课与史学理论课之间的互补，注意设置中共党史学概论、史学史、史料学、史学批评、版本目录学、校勘学等具有浓厚党史色彩的理论课程，增进学生对于中国共产党理论与历史研究的了解与认识，提升理论修养。精品课程是课程建设的重要显性指标。2024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就要求“加强党史精品课程建设，建立完善党史精品课程库”。
再次是教学体系。教材、课程体系形成之后，需要有相应的教学体系作为成果转化的手段。构建完备的党史教学体系仍然需要理论思维的支撑。广义上的教学体系主要是指由教学过程的知识基本结构、框架、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方法设计、教学过程设计和教学结果评价等组成的统一整体。狭义的教学体系主要是指教学内容。以高校为例，党史人才培养的教学体系需要强调教学内容的有机融合与衔接，尤其是需要处理好“理论”与“实践”课程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取得革命、建设与改革胜利的历史。这些都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发挥着重要的“营养剂”功能。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人才培养，都应充分强调党史学科的资政育人功能，在教学体系上坚持“理论”与“实践”的高度融合，在课堂讲授之外，精心设计实践教学环节，鼓励乃至推动学生走出课堂和学校，前往档案机构、党史方志部门、红色纪念场馆和革命遗址遗迹开展调查研究，在深入田野的基础上，撰写调查笔记，上好“社会实践”这门特殊课程。
对于调查研究，胡绳曾指出：“一切科学的概念和对事物的规律性认识，都是从对具体事物的反复考察和研究中取得的。”这种调查研究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调查研究是党的传家宝。习近平认为，它是“做好工作的基本功”，既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也是“获得真知灼见的源头活水”。在党史教学体系中强调对学生调查研究能力的训练与培养，使学生在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之间实现“知行合一”，则是在构建党史教学体系过程中理论思维向实践转化的重要途径，反过来会增进学生对于党史理论知识的感悟与体认，对于提升党史教学体系的理论水平大有裨益。
理论水准的提升，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党史学科的学术自信。新时代党史学科建设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学术研究是以掌握大量第一手数据或文献为前提，然后通过思维加工的方式形成独创性的知识产品。所谓“独创”，主要体现为研究者对该产品理论化、思想性水准的高度自信。理论化就是理论思维的直接体现。对于理论思维的重要性，习近平指出：“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正确思想指引。”理论思维是抽象性思维，科学思维和哲学思维是其两种表现形式，都是经过现象达到本质，形成对于事物的规律性认识和具有逻辑性、解释性的概念体系。历史学既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哲学。历史与哲学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二者“携手并进”且“不可分割地结合着”。党史学科建设应该强调其内在的哲学底蕴，必须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突出科学思维和哲学思维，通过强化理论思维的方式提升党史学科的学术品格。
学术研究首先应该强调思想性，提出标识性概念是其思想性的重要特征。关于标识性概念，习近平明确指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这些“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之所以形成，背后起作用的就是理论的总结与提炼。例如“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概念，就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这一标识性概念的提出，背后蕴含了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创新，体现了对现代化道路本身规律性思考的科学思维和以此为基础的再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哲学思维。
近年来，党史学界也提出了一些标识性概念。例如，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话语建构与演变历程中，相继出现“革命”“现代化”“中华民族复兴”等概念。以“中华民族复兴”为例，党的十三大报告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概念，开启了这一政治话语的使用历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政治话语成为高频词汇，引起了党史学界的高度关注。为此，有学者甚至提出党史研究范式应该在原来的“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基础上，形成另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中华民族复兴（史）范式”，这也体现了鲜明的理论思维。
思想性是学术研究的灵魂，没有思想的作品是苍白无力的。资政育人固然是党史研究的重要职能，但应根据研究对象和内容的不同，在“资政”和“育人”之间寻求恰当的平衡，不应简单化强求党史研究的“资政”功能，否则就会出现以“资政”为名忽视“求真”，导致结论先行，根据现实需要“倒推历史”，甚至“刻意勾连，盲目嫁接”，对原本鲜活生动的党史展开“格式化”的写作，使研究结论“流于浅表、缺乏实质”。这种“格式化”的党史写作模式，因其背后缺乏理论思维支撑，“理论上不彻底，就难以服人”。最后的结果是，在结论上流于表面而无法“资政”，在叙述上枯燥乏味而难以“育人”。
二、以“问题思维”增强党史学科的创新动力
新时代党史学科建设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和“坚持问题导向”。这两个“必须坚持”是党史学科建设过程中形成“问题思维”的重要原则。学术研究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新的类别可以包括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关于创新，习近平认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可大可小，揭示一条规律是创新，提出一种学说是创新，阐明一个道理是创新，创造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创新。”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提出并解决问题是创新的重要表现形式。“创新”与“问题”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新时代党史学科建设应该在“坚持守正创新”和“坚持问题导向”的基础上，通过广泛搜集文献和数据，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不断提升党史学科的学术公信力。问题意识是任何学术研究都必须思考的首要问题，也是凸显自身价值的重要指标。新时代党史学科建设，必须以鲜明的问题意识为导向。习近平指出：“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在坚持问题导向的基础上形成党史研究中的“问题思维”，形成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研究闭环，不断增强党史学科的创新动力。
所谓“问题思维”，就是以提出和解决问题为根本目的的研究思维模式。这里的“问题”主要包括学术和规范两个范畴，它直接关涉党史研究的学术性和科学性。学术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提出问题，明确研究对象“是什么”。问题从哪里来？问题不是凭空臆想出来的，而是从“科学实验”也就是从研究实践中来的。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就是在阅读大量原始文献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文献阅读的前提是文献搜集与占有。对于文献占有，毛泽东提出的“古今中外法”对此颇有启示：“我想，为了有系统地研究中共党史，将来需要编两种材料，一种是党内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种是党外的，包括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等。两种材料都按照年月先后编排。两种材料对照起来研究”，“我们研究党史，必须全面看，这样研究党史，才是科学的”。胡乔木也认为：“为了写好党史，要多收集资料，收集国民党和外国人写的共产党的历史，看看他们怎样写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应当说，这些论断在本质上都是强调从广阔的研究视野出发，在研究实践中发现题目、提出问题。
对于实践的重要性，习近平指出：“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就党史研究而言，本文指涉的“实践”，不仅包括占有和阅读多方材料，而且包括充分掌握学术动态，并在两者相结合的基础上形成问题意识。这样做的最大好处就是避免重复劳动，提高党史研究的创新水准。党史研究的重复劳动问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引起党史学界的反思。1996年1月，为纪念《中共党史研究》创刊50期，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了一次学术座谈会，一些学者在会上详细阐述了创新对于党史研究的重要意义，比如郭德宏认为党史研究要强调“新内容、新观点、新角度、新资料，要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作出新的挖掘，写出新的深度”，“没有新意和学术价值的文章，应尽量少登甚至不登”。此外，有学者也指出，党史研究应该突出“新资料、新观点和新角度”，“坚决杜绝‘炒冷饭’”。为此，与会者还提出党史研究的“规范化和科学化”问题，建议《中共党史研究》刊出的学术论文“都必须尽可能详细注明引文出处并对重要论据加以注释”。经过近30年的发展，《中共党史研究》几代编辑部学人薪火相传，刊发了大量高水平学术论文，为党史学界树立了标杆，使党史研究中的重复劳动现象大为改观。
上述学者提及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引出了“问题思维”中的第二个内容——规范问题。有学者指出，党史研究中的重复劳动现象，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学术规范不健全”，体现为“写书、写文章的人没有规范的约束，不知、不懂学术规范。不懂写书、写文需对前人的成果作出说明，不懂引用他人、前人的成果要注出处，以至从头到尾一个出处也不注”。注释是一篇学术论文的灵魂。与其他文论形式不同，学术研究成果是基于广泛的文献搜集和数据加工后形成的独创性知识产品。与自然科学类似，人文学科的研究结论同样存在“可重复”的特点，这是其区别于非学术性成果的重要标识。这种“可重复”的特点，要求研究者必须详细标明引用文献的出处，以便读者核查原文，验证其研究过程与结论的科学性。由于“中共党史”长时间归属于以理论分析见长的政治学学科，导致不少党史研究成果呈现“论”多“述”少的特点。加之一些研究者未能很好地区分学术研究与政治宣传文体，在学术论文或著作中疏于注释，甚至不核查原文，直接照抄他人的引用文献，导致以讹传讹。这种不健全的学术规范不仅会造成党史研究内容的同质化和重复，而且若不能得到及时纠正，势必会影响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学科公信力。
三、以“全局思维”厚植党史学科的研究底蕴
新时代党史学科建设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和“坚持胸怀天下”。“系统观念”和“胸怀天下”是“全局思维”的重要体现。经过几代党史学人的辛勤耕耘，一大批优秀学术研究著作不断涌现，为党史学科打下了较为坚实的研究基础。这些著作涉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等三大领域。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这些领域的变化均与国内外政治经济局势息息相关，要求前者必须“善于观大势、谋大事，站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全面深化改革全局来思考和研究问题”。政党决策如此，针对政党历史的研究同样如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任何历史事件与现象都不可能是孤立存在的，在党史研究过程中必须同样强调“全局思维”。所谓全局思维，是一切从系统整体及其全过程出发的思想和准则，从客观整体的利益出发，站在全局的角度看问题、想办法，“从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去把握事物，去认识问题、处理问题”，进而作出科学决策。结合“六个必须坚持”来看，新时代党史研究的“全局思维”可以从研究对象和研究视野两个维度展开。
首先是在研究对象选择上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究竟哪些属于党史研究的对象？中共党史的本质属性是历史科学。历史学家周一良认为，历史由六个“W”构成：who（何人）、when（何时）、where（何地）、what（何事）、how（如何）、why（为何）。这六个“W”既是构成认识与理解中共党史的重要知识系统，也是选择党史研究对象的重要依凭，更是新时代凸显党史研究科学特质、提升学科公信力的必经之途，体现了鲜明的系统观念。关于系统观念的重要性，习近平认为：“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因此，新时代党史研究的对象选择应该强调对这六个“W”的探寻并突出彼此之间的联动，充分体现系统观念的问题指向。笔者在此以“when”为例，分析时间意识对于构建党史系统性知识的重要性。
这里的“when”并非仅指具体的时间，而是包括时间概念、观念和意识的总体认识论。党史研究必须具有界限清晰的时间意识。因为每个时期都有特定的话语体系，表达的词汇应该有其特定的时代含义。有学者发现，历史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极易出现“时间错乱问题”（the problem of anachronism），即“没有在正确的时代语境中呈现过去”。也有学者认为：“脱离特定的时间，就难以理解任何历史现象。”例如，遵义会议被誉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我们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最重要的保证”。然而，对于此次会议中毛泽东在中共中央领导地位的确立问题，不同时期的党史叙述也呈现一定的变化，体现了鲜明的时间意识。
关于这一问题最早的权威表述是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该决议明确指出此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涉及这一问题时，认为此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后一说法成为此后党史著作涉及这一问题时的统一表述口径。两个历史决议对于这一问题的类似表述，具有特殊的时间域。尤其是第二个历史决议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内外对于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评价存在一定认识混乱的历史背景下作出的，目的在于统一认识，“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故必须突出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力挽狂澜的卓越贡献。
随着档案材料的不断发掘和学术研究的持续推进，学界对于这一问题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陈云年谱》以及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张闻天年谱》等一系列权威著作均对遵义会议的历史细节进行了深度描摹，并说明了遵义会议后接替博古担任党内“负总责”职务的是张闻天这一基本史实。那么这一史实是否与第二个历史决议中关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的说法相冲突？《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就此作出了准确回答：“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很显然，第三个历史决议在表述上有了局部调整，在前面加上了更为精准的限定词——“事实上”和“开始”。后者突出了历史事件发展变化的时间意识，正如习近平所言，这一变化“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关于党的历史的新认识”。该变化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毛泽东虽然并非总书记，但此后他的诸多主张都被中央所接受，事实上已经处于领导地位；二是毛泽东全党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是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遵义会议应该是起点而非终点，“开始确立”的表述实际上蕴含了鲜明的“过程性”时间意识。这一表述变化不仅对于澄清历史迷雾和全面认识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过程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而且有利于解释遵义会议其他几个“W”（何地、何事、如何、为何）等关键要素问题，准确回答人们对于本次会议的一些疑问：为什么在军事指挥方面下最后决心的是周恩来？为什么被推举为负总责的是张闻天？因此，第三个历史决议对于遵义会议的表述调整，充分强调了事物发展演变的时间意识，有助于构建遵义会议六个“W”系统性知识，体现了鲜明的“全局思维”，得出的结论自然更为全面。
其次是研究视野上必须“坚持胸怀天下”。“坚持胸怀天下”本质上属于世界观和方法论范畴。习近平认为：“人们必须有了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才能更好观察和解释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各种现象，揭示蕴含在其中的规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总钥匙’”。新时代党史学科建设应该牢牢把握研究视野必须“坚持胸怀天下”这一“总钥匙”，形成放眼全球的宽广学术视野，积极与国外同行展开学术对话，发出党史研究的中国声音，而不能闭门造车、孤芳自赏。关于党史研究中“胸怀天下”的学术视野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将研究对象置于更为宽广的历史发展脉络中审视。关于此点，毛泽东在著名的“古今中外法”论断中就有深刻阐述——“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胡乔木后来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四面八方法”，认为党的历史不是一条简单线性发展的历史，也不是一个简单平面化的历史，“而是立体的”。为此，他还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认为党史研究不能简单“照镜子”，眼睛只看到自己，而应该“左顾右盼”，放宽视野，兼顾四面八方。例如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中央曾在地方设置派出机构——中央（分）局，代表中央直接领导地方工作。根据“古今中外法”和“四面八方法”，研究者既可以从中国明朝时期中央向地方设置派出机构——巡抚（后演变为总督）中寻找制度渊源，更可以从联共（布）中央在边疆民族地区设置“州特别局”的举措中得到研究启示。反之，如果研究者仅从这一时期央地关系的角度孤立地看待这一制度设置，将难以呈现立体化的研究效果。
二是将研究对象置于全球学术史的发展脉络中考察。中国共产党从弱小走向强大，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从照搬别国经验到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一历程始终为国外研究者所关注。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共党史成为西方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话题，涌现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党史研究学人、机构和成果。就研究成果而言，由于研究者所处立场和掌握一手材料的不同，其结论虽不一定准确，但在选题和叙述方式上仍有可取之处，国内党史研究者不应对此视而不见。正如习近平所说，从事学术工作，“既要立足本国实际，又要开门搞研究”。20世纪80年代，胡乔木在阅读美国学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后，就对书中的注释方式颇为称道：“讲到某个人时，就讲他是某个省某个县的人，干过什么事情，读起来使人感到很亲切，随时给人以知识。”为此，他建议在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时也应做好注释工作：“注释的情况实际上也反映了我们写作的水准。注释得好，说明我们对有关的事情有一种寻根究底的态度。否则，显得我们对一些事情怎么来怎么去的讲不清楚。”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就是党史学界对待国外同行研究成果应该具有的科学态度。
新时代党史研究必须“坚持胸怀天下”，将自己的研究对象置于全球学术史发展脉络之中来审视，与西方既有研究展开学术对话。“讲故事”就是学术对话的一种形式。习近平也认为：“深刻道理要通过讲故事来打动人、说服人。”党史研究既要“会讲故事”也要“讲好故事”，特别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对于“讲故事”，在一些学者看来，历史的“真正的价值是教育方面的。它能够使人们回想过去，从而教育人们的心智”，历史学家的“第一职责乃是讲故事”。“讲故事”的优势在于从微观的角度，更为清晰地呈现历史发展的来龙去脉，“讲故事就是讲事实、讲形象、讲情感、讲道理，讲事实才能说服人，讲形象才能打动人，讲情感才能感染人，讲道理才能影响人”。宏大叙事固有其可取之处，但细节描写更能讲出习近平所指的“事实”“形象”“情感”“道理”，自然也更能“打动人”。实际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胡绳就批评了一些党史著作内容的“概念化”现象：“讲得很笼统，叫人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些著作的普遍特点就是缺乏细节和形象描写，容易使读者“见林不见树”。新时代党史研究必须坚持全局思维，在充分掌握学术史的基础上，与国内外既有研究进行学术对话，注重对历史细节的“深描”，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避免成为小圈子的自娱自乐、自说自话，厚植党史学科的研究底蕴，在把握全球学术视野的基础上讲好党史研究的“中国故事”。
综上所述，在中共党史党建学下属四个二级学科已经明确的情况下，中共党史学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新时代党史学科发展应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为指引，强调“六个必须坚持”，重温胡乔木、胡绳、龚育之、张静如等老一辈党史学人的真知灼见，强化理论思维、问题思维和全局思维，坚定不移地推进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